老兵牛畅

来源:解放军报作者:李卫平发布时间:2013-09-03 09:02


牛畅与白云娥金婚合影


牛畅(右二)与大别山文工团战友们合影。图中牛畅拉着自制的小提琴,身旁战友拉的大提琴也为牛畅亲手制作。


牛畅(左一)与时乐濛(中)在大别山看望老乡。

眼下,一些文艺名人的“八卦”“花边”愈来愈多,其目的在于夺人眼球,却让受众的阅读不经意落入迷惘。万不可忘记的是,文艺名人的生命本体是“创作”和“作品”。今天,我们重磅登载老一辈艺术家牛畅的人生故事,既是对我军文艺工作优良传统的彰显弘扬,也希望引导大家多去关注艺术家的创作和作品,共同耕耘一片清雅高洁的艺术繁荣之地。

——编 者

【1】北京东城区一座古朴的院落里,住着一位年近九旬的传奇老兵,他的胃是异位的,肾是单个的,两个异常器官集于一身。他12岁从军,彭老总曾为他击掌叫好。著名音乐家时乐濛赞他,有一颗艺术的心灵。

我的一位老朋友是名医生,退休后参加了一个老战士合唱团,他告诉我合唱团的团长叫牛畅,是位老八路,离休前曾担任空政文工团副团长,牛老可是个“神人”,不仅有传奇的人生经历,从医学的角度讲,他也与众不同,他的胃是异位的,贲门向右、幽门向左,他只有一个右肾,这种两个异常器官集于一身的现象是极其罕见的。更让人惊讶的是直到67岁那年,他才在一次体检中偶然发现自己这一天生的特异。

听了朋友的讲述,我带着好奇去登门拜访牛畅。这位年近九旬的神奇老兵住在北京东城区一座古朴的院落里。那天上午,鹤发童颜的牛老手杵着一根手杖,与战争年代就结为伴侣的白云娥大姐,在门口迎接我。简朴的客厅,墙壁上挂着一幅醒目的书法作品,那是由郭沫若题写的毛泽东诗句集联“喜看稻菽千层浪,跃上葱茏四百旋”。牛老告诉我:“那是1966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,毛主席、周总理和郭沫若等领导来观看空政文工团创作的歌剧《江姐》。当时我担任空政文工团主管创作的副团长,演出结束后,在后台我向郭老介绍起歌剧《江姐》的创作过程,郭老说:‘牛畅啊,听口音你可是个北方人,怎么对我们四川那么感兴趣呢?歌曲《下四川》是你写的吧?那可是地道的四川味、四川腔,我也会唱。我这个四川人要好好谢谢你呢!’第二天,郭老派人给我送来了他连夜写的这幅字。‘文革’时,我蹲了‘牛棚’,家里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都遗失了,唯有这幅字我托人送回了老家,才保存到今天。”牛老对我说,人老了总爱怀旧,其实这“旧”里面有许多值得珍惜的东西,特别是那些在战火中磨炼出来的情感,让人总也忘不了……

“我的家乡在太行山,1938年秋天,我刚满12岁,陕西省大时代剧团来到我的家乡宣传抗日,并招收小演员。因为恨日本鬼子,我也没有多想什么,就和村上的8个小伙伴一起报了名。我记得,临走时,父亲爬到山上,摘了一篮子我爱吃的酸枣,母亲把家里舍不得吃的一点荞面烙成十几张薄薄的饼子,用头巾包好,系在我身上。上路那天,父亲牵一头小毛驴,让我骑在上面,送了我好远。分手时,父亲对我说:‘娃呀,好生跟着队伍去打鬼子,死了也莫回家。’参军不久,我便被送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山西设立的一所分校学习。入校时还进行了考试,就是让我先唱一首抗日歌曲,然后背诵一遍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。那时小,脑子好用,虽识不得几个字,可背上几遍也就记住了。考官是个女红军,她问我:‘小鬼,你怕死不?’我告诉她:‘不怕!死了也不回家!’在学校,我们学习唱歌、演戏、舞蹈。我学会了《红军舞》《冲锋舞》《奋起抵抗舞》等十多个舞蹈。印象最深的是《火把舞》,我特别喜欢这个舞蹈,动作简单、刚劲。演出之前,每个小演员手持两根短木棒,棒子头缠上棉花,用细铁丝捆好,再在煤油桶里蘸上煤油,然后点燃上场。有一次我们到太行山一个小村里给八路军总部演出。台下坐着彭德怀、左权等首长。演出时,我和小伙伴们在急速翻滚中,竟将火把上带着火星子的煤油甩了首长们一身一脸。我们都吓坏了。彭老总用手扑打着身上的火星,抹去脸上的煤油,不仅没有责备我们,反而站起身大声喊道:‘跳得好!小鬼!’还领头给我们拍起了巴掌。”

“1942年春天,我调到太行山八路军第三军分区前哨剧团工作。那时剧团全是我们这帮十来岁的小子,大家一起跟着部队行军打仗。为了保护我们,上级专门抽调了一个班的战士跟着剧团。有一次,剧团在离前线仅1里地的小村庄里演出。第一个节目是《小放牛》,我扮演剧中的那个小女孩,化好妆,上场刚唱了几句,一队鬼子就打了过来,我来不及卸妆,被两个小战士拉上拔腿就跑。六七个鬼子在后面叫着、追着,子弹呼啸着从脑瓜顶上飞过去,我们一口气跑出四五里地,后来我实在跑不动了,两个小战士就对我说,‘牛子,你赶紧跑吧!’说完他俩回过身就朝着追赶的鬼子迎了上去。鬼子围着他俩拼起刺刀,我抄起一块石头冲了过去,一个小战士大声叫着,‘牛子,别过来!快跑啊’……”

“太阳落山了,那两个小战士再也没有回来。后来我听人说,他俩全牺牲了,身上被鬼子的刺刀捅成了马蜂窝。从那以后,我一下子像是长大了好多,朦朦胧胧中总觉得我在这人世上欠下了什么;朦朦胧胧中又领悟出这队伍里除了演戏、打鬼子之外,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,就是怎样去做人,做一个什么样的人……”牛老淡淡地述说着往事,他摘下眼镜,浑浊的眸子里闪着晶莹的泪花。

著名音乐家时乐濛曾撰文谈及牛畅,“我与牛畅同志相识于1949年初,他当时所在的文工团是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,留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唯一一支文艺队伍,吃了很多的苦。我们一起组建了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文工团,跟着刘邓大军渡过长江,一直南下到四川。在战火中,我们合作创作了中国十大新歌剧经典之一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。牛畅性格倔强执着,他追求真理,从不向错误妥协。他厌恶虚伪,不善逢迎,有着一颗艺术的心灵,这心灵中掺不进半点有污染的沙粒。”

【2】在前苏联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把由中国人制造的小提琴,产地太行山,制造者牛畅。小提琴记载着那个烽火岁月中,我军老一代文化工作者,以硝烟战火为舞台,以战斗生活为旋律,以民族解放为己任的峥嵘往事。

1955年,文化部在上海音乐学院开办了一期“老干部进修班”。老干部们大都是红军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文艺战士,这些习惯于在行军途中创作节目,在炮火声中搭台演出的“文艺战士”,坐在了高等学府的艺术殿堂。他们从学习西洋音乐艺术理论开始,读起了“蛤蟆骨朵儿”般的五线谱。作为学员的牛畅学得认真刻苦。

一天,上乐器理论课,音乐教授讲起了小提琴。教授从小提琴的构造和地位开始,一直讲到300多年前意大利阿马蒂家族制造的“瓜尔内里”世界名牌小提琴的完美音色。教授还强调,新中国诞生以前,中国尚无制造小提琴的历史……

课讲完了。教授起身要走,却见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剩下牛畅。“怎么?你有什么不明白吗?”教授关切地问道。牛畅说:“您讲得非常好,我还没听够,只是……”他欲言又止。

“你尽管说!”教授鼓励牛畅。

性格耿介的牛畅直言道:“您刚才说中国没有制造小提琴的历史,可我就做过,是抗战时在太行山上。”

教授大为吃惊,听牛畅讲起了往事……

那是1943年,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,牛畅在八路军太行军区领导的前哨剧团当宣传员。为了更好地鼓舞部队士气,军区首长决定在剧团里建立一支乐队。17岁的牛畅荣任乐队队长,全部家当是“一二三”:一副锣鼓、两副快板、三支竹笛。队员每人每天还要挖8斤野菜,解决饥饱问题。困难面前大家没有退缩,牛畅和他的伙伴们用罐头盒、炮弹壳、蛇皮、蛤蟆皮、猪尿泡、电话线等材料,先后制成了二胡、京胡、三弦、月琴。这些土乐器尽管音色不尽如人意,但演奏起来也是声震八方。这一年,军区各文工队联合排演话剧《前线》,牛畅的土乐队也派上了用场。但话剧中有一段战士拉小提琴的情节,因没有小提琴,表演者只好站在舞台上空手比划。

一天,兄弟部队的一支文工队来太行山慰问演出。牛畅第一次见到小提琴,一下便被那神奇的音色、丰富的表现力所征服。他一遍遍抚摸着小提琴,恨不得一把将这家伙夺为己有,但怎么可能呢?第二天,他借来小提琴,用白布床单,比照着提琴各个部位剪出了一个小样,接下来开始了艰辛的制作。他从老乡家找来几块梧桐木、槐木和枣木,带在身上。行军打仗的间隙,他便用一把削铅笔的小刀雕刻起来。枣木很硬,四个琴弦钮他整整刻了一个月,手指头被小刀一次次划出口子。琴身做好后,他找来几根不同粗细的日军电话线,剥去线皮,做起了琴弦。他用粗的钢丝做A弦,细的做E弦,细钢丝上缠上一层铜丝做成D弦,再在粗钢丝上缠上一层细铜丝做成G弦。琴弓上的马尾是他趁马夫不注意时,偷偷从司令员那匹枣红马的尾巴上剪下来的,为此他还被马夫罚演了小节目:用京胡拉了一段西皮流水。半年后,小提琴终于做好了,他又弄来一缸子土桐油,用牙刷仔细地给提琴抹上了一层桐油。最后,他还为提琴亲手缝了个琴袋。当牛畅第一次操琴为大家演奏《在太行山上》这一雄壮的抗战歌曲时,他和战友们都落泪了,随着琴声他们引吭高歌:红日照遍了东方,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!看吧!千山万壑,铜壁铁墙,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……战友们给这把诞生在太行烽火中的小提琴起名为“太行山牌”。牛畅把这名字镌刻在了琴身上。

解放战争时期,牛畅先是在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旅任宣传队长,后调到纵队文工队担任队长。1947年8月,牛畅随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,他率领50余名文工队员在大别山里开展群众工作。他们既是宣传员,又是战斗员,除了身上的乐器,还人手一把枪,随时与前来围剿的敌军作战。一次战斗后,整理战利品时,牛畅看中了一个装罐头的铁皮箱,他琢磨着,要用它再做一把大提琴。他将小提琴尺寸放大,把铁皮桶裁剪成形,找到一个小炉匠焊。小炉匠整整焊了一天,也搞不清焊的是个什么东西。焊好后,牛畅给了小炉匠一袋小米作为报酬。大提琴的制作比小提琴更为困难,弦轴和琴弦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,又舍不得丢,他用绿帆布把大提琴包起来,扛在肩上行军。有一回竟被敌侦察兵误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。宿营时,敌侦察兵扮作老乡抵近侦查,牛畅发现是敌人后,率领队员将敌俘获,敌人到最后也没搞清布袋里装的是啥家伙。

一天,牛畅率队行军来到一个小镇,恰巧遇到一家有部小车床的铺子,牛畅请老乡旋出了大提琴的琴轴。后来他又搞到了一捆军用通信线缆,正好用来做大提琴的琴弦,就这样在行军打仗途中完成了大提琴的制作。大提琴做好后,牛畅与战友们特意在一家小照相馆里拍了一张合影,并写上“大别山文工团乐队阵容”。

解放战争后期,牛畅所在的“大别山文工团”改编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文工团。他们带着这些自制的土乐器,奏着战斗的旋律,走出了大别山,跨过了长江,一直进军到大西南。在重庆,文工团缴获接受了一大批西洋乐器,足足有百十件。牛畅把乐器整齐的摆放在宿舍里,摸了又摸,爱不释手。这时,一支地方部队的文工队队长找到牛畅,恳求他无论如何也要支援一批乐器给他们。新乐器舍不得给,太行山、大别山带来的那些土装备又在感情上难舍难分。可经不住人家的几回央求,牛畅一狠心把自制的那批土乐器连同小提琴一起送给人家。临别前,牛畅来到一家照相馆,与心爱的小提琴留下了一张合影,从此天各一方。后来,这把“太行山牌”小提琴,跟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,在一次慰问苏军援朝飞行员的演出后,被当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珍贵礼品送给了苏军。“文革”前夕,军事博物馆曾派人登门找到牛畅,详细了解“太行山牌”小提琴的制作过程和下落,翻拍了一些历史照片,以便寻回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。可惜未能如愿。

多年以后,牛畅在太行山的老战友,原新疆军区文工团团长关富生,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:关富生访问前苏联时,在莫斯科革命历史博物馆里见到了那把“太行山牌”小提琴。像听到了失散数十年游子的消息,牛畅热泪盈眶,他多想见到她,摸一摸她那土桐油刷成的躯体,一刀刀刻出来的琴轴,一丝丝缠绕出的琴弦,情里、梦里呼唤着她……“太行山牌”小提琴,何时能够回到你的家乡,回到孕育你的太行山,回到你亲人的怀抱……

牛畅那一代人民军队的文艺工作者,经历了独特的岁月:两只瓦罐盛着桐油吊于舞台前的灯光,炮弹壳、铁桶、电线制成的乐器,绝无做作与矫情的战斗生活的演出,充满崇高理想和乐观主义的放歌,这些不仅永远珍藏在那一代人的心中,也为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带来了一缕久远而却又清新的气息。

【3】新中国成立25周年之际,周恩来总理亲自圈定牛畅出席国庆招待会。这位成长于士兵的艺术家,曾创作出歌剧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《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》等紧扣大时代脉搏的力作。他的千余首音乐作品中,有100余首是写给孩子们的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国正经受着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,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也借机施压。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可谓是“高天滚滚寒流急”“万花凋谢一时稀”。严酷的现实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赋予了神圣的使命,那就是尽快拿出一批讴歌我们民族气节和英雄主义气概的洪钟大作。一天,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叫来主管创作的空政文工团副团长牛畅,一见面便劈头盖脸地打过来一阵重炮,“我告诉你牛畅,现在的局势很严峻,你们歌舞团不要一天到晚地老是唱些有气无力的歌。我们空军要带这个头,拿出我们自己过硬的东西来。”牛畅心里明白,这个以严厉、果敢、好胜著称的将军,是在给他下了一道战斗的命令。他必须往前冲,就是头破血流也要完成这命令。回到团里,牛畅立即召集创作人员做了研究,决定由他牵头组成一个8人创作组,去执行这道“命令”。创作中,牛畅提议,作品应是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;该剧的基本结构是把秋收起义到解放战争这段历史中流传较广、代表性强、富有时代气息的革命歌曲,通过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;该剧的艺术表现手法应考虑到群众的欣赏习惯,采用有歌有舞,以舞说歌的形式。创作方案定下后,经过近1个多月的紧张工作,他们拿出了4万余字的剧本。剧本分9场16景,共计19个组舞、46首歌曲。剧本的音乐编辑为牛畅、朱正本、姚学诚、陈杰四人。牛畅亲自为剧本中毛主席诗词《西江月•井冈山》《蝶恋花•从汀州到长沙》《七律•长征》等四首歌曲谱了曲。之后,牛畅又率领近300名演职员投入到异常紧张的排练中。这里需要补充的一件事,那首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《十送红军》,正是出自这次创作。

3个月后,刘亚楼从外地打来电话。牛畅报告说,任务已按期完成。正当刘亚楼准备回京观看演出时,不知是谁到一位领导那里“告了一状”,说牛畅好大喜功,搞了一个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歌舞,叫什么《光辉的历程》。那领导一听火了,当即让那人传回话说:“告诉刘亚楼不要出这个风头,你们懂什么‘历程’,搞什么大歌舞。”听到传话,刘亚楼很为难,便委托空军一位领导先去看彩排。这位领导到排练场一连看了6个晚上。他最后拍着牛畅的肩膀说:“这个作品太好了!我看没问题。不过《光辉的历程》这个名字是否可以改一下,你们定好了。”牛畅根据这位领导的意见,将《光辉的历程》改为《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》。两天后,刘亚楼来到剧场,看完演出说了两句话,“鼓舞人心,必定成功!”并指示牛畅带团先赴上海公演。在上海,他们以《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》的剧名发布了广告,一上演便轰动申城,一演就是两个月,而且是场场爆满,他们载誉而归。在北京公演后,更是盛况空前。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作品,八一电影制片厂将这部剧拍成了彩色电影。不久,周总理看了这部被拍成电影的作品,指示要在全国放映这部片子。

人们或许看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,却很少有人知道《东方红》正是在《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》的基础上改编发展而来的。《东方红》的艺术构思、表现形式和大部分音乐舞蹈,借鉴采用了《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》。其中,牛畅为毛主席诗词谱曲《西江月•井冈山》《七律•长征》两首歌,也被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采用了。

继《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》创作之后,1965年,牛畅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,率创作人员赴越南,在战火硝烟的前线,历时两个月创作了一部反映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作品《长山火海》。这部作品在北京公演后,得到了热烈反响。周总理曾两次到剧场观看,并亲自主持演出后的座谈会,对编创人员的辛勤劳动给予了充分肯定。

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前夕,一份党政军和各界人士出席国庆宴会的拟定名单,被呈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。此时的周总理已身患癌症,病重中的他伏案审阅起每一个名字。这位善良的老人生怕由于自己的疏忽而把谁漏下,他想让每一颗饱经磨难的心灵在这欢庆的国宴中得到一点慰藉。他的目光移向了部队文艺团体代表的拟定人名上。由于领导创作《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》,又承担了周总理亲自交办的任务,创作歌舞剧《长山火海》,周总理记住了这位军队文艺工作者牛畅。他在牛畅的名字下面用红铅笔重重的画了一条线,抬起头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道:“这个人我熟悉,搞大歌舞的,要有他。”

翻阅牛畅的简历,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,他始终与我军的文化工作结缘相伴。他由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领导干部,新中国成立后,牛畅先后担任川东军区文工团副团长、川东行署文工团团长、四川人民剧团副团长,西南军区歌舞团团长。1956年,他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专修班,毕业后任空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、空政文工团副团长等职。在繁忙的领导岗位上,牛畅不忘艺术创作,他始终觉得文化艺术比地位、名利更有价值,能够承载起人的一生。那部在战争年代,他与时乐濛合作,根据作家李季《王贵与李香香》诗歌作品改编的新歌剧《王贵与李香香》,仅排在歌剧《白毛女》之后,被列为中国《十大新歌剧》之一,至今还不断复排。

作为国家一级作曲家的牛畅,先后创作了1000多件音乐作品,其中在全国全军获奖的作品就有90多首,可谓硕果累累。在采访中,我曾问牛老:“您作为一位老艺术家,怎样看待艺术与人生?”牛老对我说:“人生其实就是一门艺术,通俗与高雅要相得益彰,而目标只有一个,就是为自己带来身心健康,给别人创造身心健康。”牛老还特别提醒我说:“千万不要称我是什么老艺术家,如果论老,充其量我就是一个老兵。”

我打开厚厚的一本《牛畅歌曲选》,看到500多首选入的歌曲中,有105首是写给孩子们的。由老伴白云娥作词,牛畅作曲的《打花巴掌》,节奏轻快、曲调清新、民族味浓厚,被选为世界儿童歌曲优秀作品之一。还是由他俩合作的《我们的生活多么好》更是以曲调短小、情感真挚的特点,获得全国少年儿童创作一等奖。这首歌还被列入幼儿园教学大纲中。从这些儿歌中,我看到了一位耄耋老人不泯的童心,也看到了他艺术生命的延续。

一下午的采访结束了,我走出这座小院,置身繁华热闹的街市,看着身旁匆匆过往的人群,想起了一位哲人曾说过的话:“老年人得到别人的尊重似乎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:年轻人虽然也预享有名誉,但那名誉还未经实践考验;因此他们的名誉是信用贷款。但对于老年人来说,在一生中,他们已经通过行为证明了自己仍然保有名誉。”

本版照片晓赋提供



【责任编辑:牛锐利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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